小时候，住天津的大杂院，东西两个门。一个院子十来户人家，每家的经济支柱是每家的父辈，一般是三代同堂，生活拮据。那时侯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衣衫褴褛的妈妈领着骨瘦如柴的孩子，从东门而进，从西门而出，挨家乞讨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搜索不到一家拒绝施舍的片段，尽管他们也难。我家住在大院的中间，只要母亲听到从别家门口传来乞讨人的哀求声或道谢声，母亲便会提早准备好一点点的食物。有时不巧，家中没有了干粮，母亲就掏出现在都市人不屑一瞥的五分钱，站在门口，等着乞讨人的来临。那神情，很心疼但也很情愿。那时的五分钱，是吃一碗豆腐脑的钱，而吃一次豆腐脑，是值得炫耀的一次早餐。

　　上小学时，我的班主任叫周贵臣，是个女老师。从一年级开始，直到把我们送进中学，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们。在四年级的时候，她结了婚，那天是星期日，我们全班都参加了老师的婚礼。老师的爱人也是老师，在一所中学教书，还记得学校的名字是天津师院附中。他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，结婚那天，宿舍就成了新房。我们全班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走到了老师的新家。在新家，我们一边嚼着糖果，一边等着新婚典礼。典礼一结束，老师就带我们去了水上公园游园，只不过我们的队伍中又多了一个新人。在老师的婚礼上，我们每个同学，都感觉自己是主角。我成人以后，参加过许多次婚礼，也算目睹了婚礼升级的“沧桑巨变”，但是，包括我本人的婚礼在内，我都不能准确的描述，唯有这一次不能忘怀——儿时参加的老师的婚礼，极其简约却极其不简单的婚礼。老师在送走我们以后，有了自己的宝宝。不知老师是不是放不下我们，而晚要了孩子，这已是不解之迷。但有一点可以相信，老师有这样的境界。

　　当历史的镜头定格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，这广袤的天地间就有了一群来自城市的牧马人。他们告别了父母，告别了学校，在“天有多大它多大，地有多宽它多宽”的世界第三大草原，学会了大碗喝酒，学会了大块吃肉，学会了骑马、训马、套马和牧马，能讲一嘴流利的蒙语，能露一手漂亮的蒙古跤法，能在20分钟之内宰杀一只活羊并将其骨肉剥离，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，在找不到任何参照物的茫茫草原上，准确地回到自己的蒙古包，能在毫无遮阴的炎炎夏季，躲避专门在人的眼睛里下蛆的苍蝇，能在暴风雪咆哮的冬日，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，用生命守护着生产队的马群……那些被岁月沧桑雕刻出满脸皱纹的蒙古人，大多没上过学，没有文化，但他们却将草原人的粗犷、率真的品性，在草原生存的能力和驰骋草原的技能传给了我们——那群来自城市的牧马人。

　　八十年代末，命运把我推进北京。我站在复兴西路的一所高校门前，望着学校的两块牌子，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”，“公安部管理干部学院”。我加深了对命运的理解——命运装着轮子。教刑侦的郝洪奎，教逻辑的刘心力，教心理学的李玫谨，那时都是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，现在想必都是教授了。尤其是李玫谨，常常是CCYV-1中《今日说法》的客座嘉宾。在教侦察的老师里，有一个中年教师，叫王学才，毕业后听到消息说，他得了脑血栓，半身不遂了。我时常记起在我毕业的时候他送我的话：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在自己手杖上面刻着这样一句话：“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”。后来，奥地利颓废作家卡夫卡也用这句手仗铭文，只是主语和宾语互换了位置：“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”。我想，人生路上既不可能粉碎“每一个障碍”，亦不应该轻易为“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”。

　　老师，您还记得么？

　　不知应该怎样给互联网下个科学定义，只好形容她是高级的应招女郎。不管你是否承认，她已浓妆艳抹且毋庸质疑地点缀了生活。人们爱她、恨她、骂她，却又离不开她。我爱互联网，她给我送来了联众，让我结识了富邦。初到江湖，不知何谓论坛，不懂如何发贴，只知一心下棋。是富邦的朋友们指点了我，让我领略到有别于下棋的另一种交流，不同于下棋的多种游戏。我喜欢富邦论坛，小富和月月的扁人技巧，小草温柔的煞有其事，123的真情流露，蓝齐儿的幽默调侃；我喜欢富邦论坛，是非曲直，有人敢论，温馨祥和，充满友情；我敬佩东北、天王，组织棋赛费心尽力，坐守棋室常至凌晨；我敬佩羽惜，冲杀在招兵第一线的先锋，只要被你瞄上，富邦就会发出一套制服；我敬佩凤凰，抢开棋室成功，便高兴得象个孩子；我敬佩东哥、乱走，参加棋赛的两支定海神针；我敬佩所有关心富邦的同门，有了你们，才有富邦的红红火火！

　　古人云：处处留心皆学问。人的一生，就是学习的一生，只要你想。人的一生，有许多的老师，不能不承认。

　　今天是教师节，仅以此文向我学校中和生活中的、在与不在的老师们，致以深深的敬意。